燃烧的莫斯科 第七十节 敌后侦查（七）

我不知在床边坐了多久，还没有看见报务员和萨波丘克回来，便忍不住站起身来，拉开房门走到了屋外。

我站在屋外的雪地上，看到东北方向有多处火光，把天空映成了一片紫红色，还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但是我无法了解战事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是我军还是德军放的大炮。

身后的雪地上传来咔咔地脚步声，由远而近。我转过头去，借助屋子里透出来的灯光，看清只有萨波丘克独自一个人走了过来。他的身后既没有报务员，也没有刚才的那个老太太。“我的报务员奥尔洛夫在哪？”我冲他高声地问道。

他指了指远处的一栋房子，说：“我俩把老太太送回她的房子去了，奥尔洛夫正陪着他，我怕你担心，先回来向您报告一下。”

“你觉得我该如何处置阿吉？”我见周围没有外人，也就不绕圈子，开门见山地问他。

“处置阿吉？为什么要处置阿吉？”他听我这么一问，有些诧异地盯着我，不以为然地说“阿吉只是杀死了一个陪德国人睡觉的女人，又不是在战场上当逃兵。您已经关了他的禁闭，这样的处罚就足够了，还要怎样处置他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知趣地闭上了嘴，文化差异太大，国情也不同，所以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在另外一支军队，对阿吉的处理方式我早已烂熟在胸，就是先把全村人都召集到晒谷场，向他们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御下不严，才发生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为了严肃军纪必须严惩凶手。接着再一挥手，立马会有两名战士把五花大绑的阿吉押了过来，等我历数完他所犯的罪行后，就押到一旁去枪毙以平民愤。虽然会有人为他求情，让我看在他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希望能功过相抵饶他一死，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时也许会有个别的村民被感动，站出来来为他求情。但是为了体现我军军纪严明，最后我还是会挥泪斩马谡，他始终是难逃一死。不过他在临死前通常会喊上几句诸如“弟兄们帮我多杀几个鬼子，”“每逢清明时在我坟头上烧几张纸”之类的套话。但在这个国度里，发生了这种事情，对凶手最重的处罚不过是关上几天禁闭，然后再臭骂一顿了事。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以万计，谁会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之死而大做文章。

我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对萨波丘克说：“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出发去侦察呢。”他向我敬了个礼，转身正准备离开，我赶紧又在后面补充一句：“记得让卢金四点来叫醒我。”

回到屋子里，我看了看刚才曾一度坐过的木床发呆，坐是一回事，但是让我躺在上面睡觉就是另外一码事啦。虽然德军下士和年轻姑娘的尸体都已经搬走，床上和地上的血迹也清理干净了，但我始终感觉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如果要让我在这张才死了人，还是凶死的人的床上睡觉，我可没那个胆量，我还怕半夜做噩梦呢。思前想后了半天，还是坐到了电报机前的圈手椅里，然后趴在桌上闭目养神。

卢金中士在规定的时间把我叫醒，我简单地洗漱过后，来到了屋外，看见小分队已经集合完毕。除了被关禁闭的阿吉，其余的八名战士都在这里。

我提着枪在整齐的队伍前走了两个来回，突然觉得去侦察用不了那么多人，便开始向他们发出一系列的命令：“奥尔洛夫，这次侦察你就不用去了，留下来和集团军司令部随时保持联系。”

“是。”他大声地回答着我。

“萨斯喀，莱昂杰夫，”我冲着队尾叫着另外两名战士的名字。

“到！”两人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你俩留下负责看守阿吉，不准他离开一步。听明白了吗？”我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两名战士一直和阿吉在一起，彼此间的关系相对要好一些，让他们看管阿吉，相信两人不会有为难阿吉的行为。

“是。”两人回答得非常干脆。

小分队在森林里走了没多久，天空便开始下雪。天气可真冷，风夹着雪粒打在我的脸上，象针尖刺骨，象小刀割面，我们吃力地在没膝深的积雪里艰难地行进着。在这漫长的路上，等待着我们是什么？会遇到些什么敌情？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狡猾的还是愚蠢的？这都是事先无法料定的。

“中校同志，我们休息一下吧。我们这样在黑暗中冒雪前进，很容易迷路的。”卢金中士凑到我的耳边，低声地提醒着我。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战士们，虽然看不清楚大家的面孔，但可以清晰地听到后面战士粗重的喘息声，看来大家都累得够呛。于是我果断地向后面下达了命令：“原地休息，等天亮了再走。”

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把雪扒开，开始修砌起雪墙来。我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远处的地形，隐隐约约地发现前方好像有条公路，不过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低矮的雪墙砌好后，我们都蹲在了后面躲避寒风。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开始有人低声说起话来，借以打发时间等待黎明的到来。

“卢金中士，您在部队里待了多长时间了？”因为这里靠近公路，虽然暂时没有车辆通行，但为了防止暴露目标，我还是压低了声音说话。

“三年了。”卢金也同样压低声音回答我。

“以前打过仗吗？我的意思是，在这场战争爆发前，您打过仗吗？”

“打过的，还曾经在战斗中负过伤。”

“在什么地方打的？是哈拉哈河吗？”听他说以前打过仗，我理所当然地想到当年让朱可夫一战成名的诺门坎战役。

“不是，是在布列斯特地区。”

“布列斯特？你跑到那里去做什么，打德国人吗？”布列斯特这个地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要塞里的守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仍旧在坚持战斗，所以一听到这个地名，就让我感到非常地惊奇。

“恰恰相反，中校同志。我们不是到那里打德国人，而是和他们会师，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波兰法西斯。”说到这里，他开始努力地回忆起来：“我记得那天是1939年的9月17曰，我们和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胜利会师，俘虏了上万的波兰士兵，并在25曰举行了联合阅兵仪式。”

“啊！”他所说的一切让我大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苏德军队会在波兰的领土上会师啊？布列斯特要塞不是一直是苏联的领头吗？

没等我想出个所以然来，突然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地传过来，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赶紧站起身来，循声望去，只见从远处开来几辆带篷的卡车，强烈的车前灯，在黑暗的夜色中，射得老远。这些卡车先是顺着公路开，开了一段路，然后突然掉头直朝我们隐蔽的地方开了过来。

“奇怪，这些德国人想干什么？”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会的，我们是临时决定在这里隐蔽的，德国人绝对猜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卢金趴在我身边，眼睛注视着敌人的车辆，轻声地对我说道，同时打开了手中冲锋枪的保险。

我低下头，冲着蹲在雪墙后面的战士们低声吩咐道：“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是！”战士们答应一声，绕过雪墙趴在了雪地上，纷纷打开了手中武器的保险。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虽然我刚才命令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但不清楚德军这几辆的卡车上究竟有多少人，我担心有谁会忍不住贸然开枪，一旦我们隐蔽的地点暴露了，那样就不得不和优势的德军打一场硬对硬的遭遇战，这可就有些得不偿失啦。所以我才会补充一句，打算观察一下情况再见机行事。

亮着灯的卡车，慢腾腾地在森林里行驶着，借助汽车的灯光，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森林中间，居然还有那么大的一片开阔地。

卡车摇摇晃晃地在行驶了一段距离，便停了下来。四辆卡车一字排开，都没有灭掉车灯，在车前的雪地上照出一个宽大的苍白的扇面。

车停稳当，随即从车上跳下的不少穿着军大衣，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德军士兵，他们下车后，迅速地跑步到车前站成了一排。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卢金在我的耳边轻轻地问。

看到德军排队的这种阵势，我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只是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冲锋枪，一声不吭地盯着前方的这些德国兵。

就在这时，从车后走出五个衣衫褴褛的人，由于隔得远，光线又暗，只能勉强看出是我军的战士，至于是些什么人就无法看清楚了。他们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柱着拐杖，被德国兵用枪逼着，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地往前走，走得很吃力很缓慢。

“啊！他们要杀人，我们怎么办？”耳边又传来卢金低而焦急的声音。

我只是盯着前方，依然是一言不发。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担负着什么任务，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面前的德军至少超过五十人，凭我们六个人能打得过他们吗？如果听任感情行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看到眼前的一切，还是忍不住心跳加快，握住冲锋枪的手，也因为紧张而抖个不停。

五个人背对着我们，在德军的卡车前面站成了一排。这个时候从右边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车门打开，从上面下来一个戴大檐帽的军官，向着被俘的我军战士走过来。我目测了一下距离，不超过四十米，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开火，都可以轻松地把他撂倒。看着他朝我们这边越走越近，我几乎就要忍不住冲隐蔽在旁边的阿古明特下达开火的命令了。但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我低声地向周围的战士们复述我刚才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德军军官走到了被俘战士的前面看了看，然后转身走到了一旁，高举起右手，向他的士兵们大声地发号施令。随着他的号令，德军士兵纷纷抬高了冲锋枪的枪口。

“敌人要开枪了，我们怎么办？”卢金焦急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我有气无力地重复这空洞的命令，这些即将倒在敌人枪口下的人，都是自己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却不能加以援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事情吗？……

随着德军军官的右手猛地劈下来，士兵们手中的冲锋枪猛烈地开火了。五名战士剧烈地抽搐着无力地瘫软下去，一头栽倒在了雪地上。

“该死的德国鬼子。”我听见身边卢金低声地骂了一句，扭头一看，正好看见他把冲锋枪架在了雪地上，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前方的敌人正准备开火。我一把抓住他的枪管，低声地呵斥他：“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吗？你想违抗命令吗？”听到我这样说，他无力地松开了手中的冲锋枪，狠狠地一拳砸在了雪地上，把头埋进雪堆无声地抽泣起来。

德军行刑完毕，那个军官又走上前，拔出手枪冲着倒在地上的几名战士每人补了一枪。确定没有人能活下来以后，他才转身招呼士兵们上车。等德军全部上车后，卡车掉过头又顺着原路开走了。

我看着卡车上了公路，开出大概有两三百米远的距离，便立即从隐蔽的地方跃起身来，提着冲锋枪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率先扑向被枪杀的几名战士的遗体。

几名战士躺在微微发光的雪地上，身下的血迹正在慢慢地扩大。卢金上前把第一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把第二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等翻遍了五名战士的遗体后，他跌坐在雪地上，带着哭腔说：“他们都牺牲了。中校同志，您为什么不让我开枪啊？”他说这话时，我瞥见周围几名战士的脸上也露出不满的神情，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中校同志做得对，”没等我说话，旁边有人先开始为我辩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军比我们多好几倍，我们就算开枪，也不一定能救下他们，还白白地把我们这支小分队搭了进去。”我向说话的人一看，原来是萨波丘克。

“中校同志，如果不是您一再下令不准开枪，我至少能打死好几个该死的德国鬼子！”也许是看见战友在自己面前牺牲，愤怒、悲伤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的情绪才会变得如此的失控冲动，居然敢当面顶撞军衔比他高出许多的我。

“你是老战士了，别像新兵一样那么容易冲动。”我低声地批评着他。

他站起身来，用恶狠狠地目光盯着我，吼叫着：“你没看见该死的德国鬼子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吗？”

“拿上我的冲锋枪，”我把手中打开保险的冲锋枪扔给了他，冷笑着说：“德国鬼子的卡车还没有开出多远，你可以追上前杀个痛快，我带全体战士们掩护你！去啊，去杀光他们，为这些遇害的同志们报仇。”

卢金握紧冲锋枪的双手颤抖起来，我接着说道：“去吧，不用考虑我们以后要执行的任务，也不必考虑小分队的其他人，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卢金向四周望了望，原本支持他的那些战士看到他的目光望向自己，纷纷地向他摇摇头。最后他无助地望向了我，突然把枪往雪地上一扔，抱着头蹲在地上低喊道：“他们不是人，他们简直是一帮畜生！”

萨波丘克弯身捡起了冲锋枪，同时拍拍卢金的肩膀，轻声地说：“起来，朋友！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会白白地牺牲，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明白！”卢金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抹去脸上的泪水，走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中校同志！刚才我太冲动了，以后我一定会坚决地服从您的命令的。”从萨波丘克手中接过我的冲锋枪，在递给我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我是绝不会放过刚才那帮德国畜生的。”

“阿古明特，牺牲的都是些什么人？”看见卢金已经安抚好了，我便问蹲在地上查看牺牲战士身份的狙击手。

“中校同志，从他们的领章看，都是些政工人员，其中还有一位团政委呢。”阿古明特抬头回答我。

听到说是政工人员，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明白大家突然沉默的原因，在整个苏德战争中，政工人员始终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却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有些战役之所以会输得那么惨，和一些政工人员在战场上的瞎指挥也分不开。

记得我当初还在列宁格勒的军医院里养伤时，曾在餐厅里认识了一名坦克兵少尉。他曾向我谈到过有关政工人员瞎指挥的事情。当时他们团奉命向德军进行反击，但因为燃料和弹药的不足，部队集结后迟迟无法发动进攻。就在这时，一名政治委员来到了部队里，不由分说地把团长叫去臭骂了一顿并开枪打死了他，然后让副团长接替了团的指挥，立刻向德军阵地发动进攻。副团长没有办法，只能率领全部的坦克发起了自杀冲锋。很多坦克开到一半的路程，就因为没有燃料被迫停在了战场中间，成为德军飞机和反坦克火力的靶子。少尉所驾驶的坦克也被德军的反坦克手炸毁，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乘员都牺牲了。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第二天，这名坦克手少尉就失踪了，直到我出院都没有再听到他的半点消息。

“我们该怎么办？”卢金问道，可能是发现刚才牺牲的都是不讨人喜欢的政工人员，所以他也变得犹豫起来。

“毕竟都是我们的同志，”我虽然心里也很讨厌这些政工人员，但是身为一名校级军官，很多该说的场面话还是要说：“挖个坑把他们安葬了吧。”

我先安排阿古明特和萨波丘克去公路边警戒，然后才让剩下的人挖坑。雷斯达耶夫和斯戈里亚两人一起动手，先用工兵铲挖开厚厚的积雪，再使劲地凿开冻得坚硬的土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挖出一个能容下五个人的浅坑。卢金上前搭手，把五名政工人员的遗体逐一放进了坑里。

掩埋好他们的遗体，并在坟上做上了记号，以便将来可以辨别。办完这一切，我把小分队集合了起来。我站在坟墓前，带头向这些牺牲们的同志们默默地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等其他的人也敬完礼后，才率领小分队继续向着那不可知的目的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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