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先四十年 芬兰“奢侈”上学记（摘自《知音》海外版）

前不久，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每年对41个国家的教育情况进行抽查评比，结果让人吃惊，仅有550万人口的小国芬兰不仅打败了提倡个性、鼓励创造思维的美式教育，也打败了推崇高强度“填鸭式”教学的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第6次登上世界最佳教育冠军的宝座。最让人称奇的是，芬兰优等生与差等生的差距也是全世界最小。很多人不禁质疑：难道芬兰就没有“笨”孩子吗？对此，从国内移民芬兰的华人妈妈林雅丽最有感触，在儿子读芬兰学校的3年里，她终于明白在芬兰找不到差等生的原因了。

慢下来，等一等掉队的同学

还在幼儿园时，老师就曾告诉我，儿子斌斌可能患有多动症。上小学后，我更是时常被儿子的班主任请去谈话。一次月考过后，老师再次把我“请”到学校，气急败坏地向我抱怨道：“我不能因为你家一个孩子就拖了全班成绩的后腿，这孩子一定是智商有问题，你赶快想想办法。”

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当然是请家教，上辅导班了，可是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费，斌斌的成绩却丝毫不见起色。

老师彻底放弃了斌斌，在学校里完全无视他的存在，我与丈夫也感到极度绝望，感叹我们不幸生了这么一个笨儿子。

2010年，我们全家移民芬兰。早就听说芬兰学生整体素质非常高，对此，我很是担心，在中国学校里倒数第一的斌斌到了高素质的芬兰岂不是落得更远？

带着种种担心，我们踏上了芬兰的土地。斌斌就近进入了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因为担心斌斌跟不上，所以我想让斌斌降级一年。

不过我的想法遭到了校长的反对，他说如果把孩子放到低一年的班级里，容易造成他的自卑心理，这会影响他一辈子。他请我放心，说孩子语言方面的困难，学校会雇一名有经验，专门教外国小孩的启蒙老师每周单独为他补习，加上班里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相信斌斌很快就能跟上进度。

我当然没有理由再拒绝，只是心里有些惴惴，不知道这一对一的专业辅导要收多少钱呢？

不想，在核对了孩子年龄后，校长转而告诉我，可以让斌斌上二年级。原来中国入学年龄都提前到了6岁，而芬兰的孩子必须年满7岁才可以上学，所以，在中国该上三年级的斌斌在芬兰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读起。

儿子入学没多久，这天，我接到斌斌班主任兰戴尔的电话，说有一些家长反映，斌斌打了他们的孩子，所以学校决定针对斌斌的问题开个家长会。我怀着极其忐忑的心情来到学校。发现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家长。兰戴尔首先讲述了斌斌的情况。在一周的时间里，他接到很多“投诉”，说斌斌在面对同学的友好问候或帮助时，不仅不会报以同样的友善，反而总是突然出手把对方抓伤或是推倒。同学们都觉得斌斌举止怪异，家长们于是怀疑这个孩子精神有问题，认为学校应该把他转到特殊学校去。

我一听这话，激动地叫道：“我儿子没有任何问题，他是个正常的孩子！”

兰戴尔温和地告诉我不要着急，听他把话说完，然后转身将旁边的一位先生介绍给大家，说这是学校请来的儿童心理问题专家，他将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向大家解释斌斌的表现。

专家说，通过检查，斌斌是一个心理正常的孩子，他之所以喜欢打架滋事，是由于语言障碍。他在课堂上，听不懂老师的话，无事可做，就干扰其他的同学听课。再加上语言不通，就动手来代替说话。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使他尽快地掌握芬兰语，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方面学校和老师，要积极帮助他，另一方面，各位家长要回去给自己的孩子讲清楚道理，让他们尽可能和斌斌玩耍，以帮助他的芬兰语进步，因为玩耍中小孩接受语言的能力最强。

接下来的情形让我怎么都没想到，听了专家的解释，家长们纷纷走过来向我表示歉意，说要回去给自己的孩子讲清楚，大家一起努力，使斌斌尽快融入这个集体。

最后，兰戴尔对自己的工作做了检讨，他说，由于语言障碍，斌斌的学习有些滞后，导致他不得不放慢全班的学习进度。不过他很高兴接受这个挑战，并有信心和大家一起努力，最终完成教学任务。

对此，所有家长都表示理解，没有人因为斌斌影响了自己孩子的正常学习进度而提出让斌斌转学，或将自己的孩子转走。我再度流下了眼泪，不过这次是因为感动。

不分优劣，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在兰戴尔与所有同学的帮助下，斌斌渐渐摆脱了自卑与内向的性格，变得积极开朗，并喜欢上了这个新集体，再也没有发生过打人事件。而让我更为惊喜的是，我的“笨”儿子学起世界上最难学语言之一的芬兰语居然表现超常，进步神速。并且，随着芬兰语听说能力的提高，他的其他课程也很快跟了上来。学期快结束时，兰戴尔高兴地告诉我，斌斌已经跟上了大部队，全班恢复了正常的学习进度。他还夸赞说，斌斌是个聪明的孩子，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大的飞跃。

我听了很是感慨，在中国，我的儿子被不止一个老师定义为智商低，学习困难。可在芬兰，“笨”孩子突然变聪明了，这真的是奇迹吗？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顾问雷乔・劳克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们意识到，不应该依据成绩好坏、智商高低把人划分为若干等。芬兰是一个建立在平等、平均基础上的社会……”

在一次观看儿子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教育顾问所提到的平等性。斌斌生来就缺乏音乐细胞，唱起歌来有些五音不全。在中国时，学校的文艺演出从来没有他的份。

可这一次，他既紧张又兴奋地告诉我，这次演出他将在歌舞剧中担任男三号的重任，有两句说唱的台词。我听了在高兴之余也禁不住为他担心，没有文艺天赋又缺乏表演经验的斌斌能胜任吗？

虽然经过无数次练习，但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表演，斌斌还是非常紧张，以至于唱的时候没能控制住颤音。可是，没有一个人责备或是嘲笑他。演出结束后，大家都向他表达了真诚的祝贺。斌斌沮丧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从此不再畏惧在公众场合进行表演。之后的一次集体活动中，他主动要求表演一个独唱，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而看过整台文艺演出，我发现这几乎是一台全校人人参与的表演。就连一年级那个腿部有残疾的孩子都被老师抱上台来与大家一起合唱，而且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芬兰的学校还与中国学校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班级里没有所谓的班干部。为了表达学生的意愿，方便与老师或校方交流，他们会在班里或年级里选出一名同学代表。只是，这名同学代表没有管理同学的权利，他的作用只是学生们的代言人，是为学生服务的。

而这种从小就建立起来的平等教育思想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整个芬兰社会的清正廉明，没有等级差别。

勒紧裤带，奔驰加飞机送孩子上学

看着曾经的“笨”儿子在芬兰平等、友爱、轻松的学习氛围下变得越来越“聪明”、快乐和自信，我备感欣慰的同时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芬兰会是全世界学生素质差别最小的国家了。与此同时，芬兰政府对教育不遗余力地投入也让我颇为动容，甚至是震惊。比如说开始让我颇为担心的学校专门为斌斌请的“私人芬兰语老师”，竟然是由政府出钱聘请的，无须我们为此掏一毛钱。

刚来芬兰时，为了不让儿子有自卑感，我为他准备了全套的学习用具，从书包、文具盒到铅笔、橡皮，无一不是挑选最好的。等孩子上学后我却发现，这些东西全都白买了。芬兰政府比我这个做母亲的考虑得还周到，除了书包，其余诸如书本、文具、午餐等等政府全都包了，一点儿也不用家长操心，甚至连孩子上学的交通费，政府也全额埋单。

由于芬兰的学校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所有学校的教学水平都很平均，所以也就不存在疯狂择校的问题。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适龄儿童都是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当然，有时也会有特殊情况，对那些上学路程超过五公里的学生，芬兰政府会给学生提供公共汽车票。如果家与学校之间没有公共汽车路线连接，或者是行走不方便的残疾人，学生将乘出租汽车上学和放学，车钱由政府出。斌斌就享受到了这种特殊的待遇。

来到芬兰两年后，由于老公工作调动，我们将家从城市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这样就使得斌斌上学远了很多。我和斌斌商量，将他转到一所离新家近的小学。可是出于对原来集体的由衷热爱，斌斌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只得作罢，每天不得不提前近一个小时出发，亲自开车送儿子上学。

这样接送了十几天，我感到有些筋疲力尽，一天早晨终于没能准时起床，以至从没迟到过的斌斌第一次迟到了。我抱歉地对兰戴尔先生说明了缘由，兰戴尔有些惊讶地对我说：“你不用亲自接送他的，这种情况可以向学校管理中心申请，如果符合条件，斌斌可以每天乘出租车上下学。”

“乘出租车？”我有些不敢相信，要知道，在芬兰街道上跑着的出租车可全都是中高档的小轿车，奔驰、宝马、奥迪，最差的也是日本的本田。如此高昂的打车费用政府也能报销吗？

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向学校管理中心递交了申请。让我大为意外的是，两天后，校管中心打来电话，告诉我经过核实，斌斌可以乘坐出租车上学，费用由政府出。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斌斌上学的坐驾由我的二手低端车改为了一辆豪华气派的奔驰。

当我们不无得意地向同胞们讲述这件幸事时，有人告诉我们，这算不了什么，他的一个朋友家住在南部的一小岛上，小岛就只有他们一户人家。他小时候上学，是天天乘政府付费的船，到一个大一点的有学校的岛上去上学。遇到风浪大的天，船不能开时，政府就用直升飞机接送他。我们听得瞠目结舌，对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慷慨公立教育”的芬兰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没错，这就是芬兰的教育理念，不放弃一个人，让每个人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与芬兰儿童相比，中国孩子的负担要沉重得多。随着生存竞争日益加剧，父母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竞争意识将所谓的人生起跑线越推越早，而很多父母在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后，却筋疲力尽地发现，他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期望中的茁壮成长，于是就会责怪孩子天赋差，智商低。

我也曾对斌斌产生过这样的质疑，然而，现在芬兰的教育让我明白了，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速度有快慢缓急，这个时候，慢下来，静心听听孩子的声音。芬兰式无竞争教育，或许能带给所有中国父母别样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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