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些,杨震有些感慨的道:“在打通与中央的联络之后,为了弥补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不足的情况,我在向中央求援时候,之所以宁可定着某些方面的压力,也再三要求不要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担心有些事情会重新上演。”
“我们这支部队來源之复杂,恐怕为我军历史上独一份,有战俘出身的各级干部,还有抗联出身的干部,而战俘出身的干部,又分为**和我们自己人两大块,而抗联很多一部分干部都是山林队,也就是所谓的土匪出身。”
“就算是党领导下的抗联也因为形势的关系,一直长期独立在外,距离中央千里之遥,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各级干部与关内的干部,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时的情况,在某些人眼中恐怕是相当的不纯洁。”
“如果真的來那些肃反专家,按照过去的老一套來办,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这支部队就得彻底被自己给搞垮,我们现在的这些高级干部,又有几个能够过关的,恐怕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无法过关,老长别忘了,我也是战俘出身。”
“我不反对肃反,肃清部队内部的敌特分子,这对部队的安全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将一切问題的解决都用肃反的名义进行,甚至捏造罪名不分敌我的乱杀一气,那样我们这支先天就有些不足的军队,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苏联的大肃反真正的危害,不是单纯的杀掉多少究竟考验的高级指挥员,更大的伤害是打掉了苏军的灵魂,以及造成了军事理论的断层和新军事技术的更新,苏军眼下的战局,正是不分敌我肃反带來的严重危害。”
“我们沒有苏军那样雄厚的底子,更沒有那么多的军事院校,周边的形势,更是比苏联要严峻的多,好不容易培养出來的这么一点人才,如果再给肃反掉,那么别说展了,恐怕连生存都很难。”
“今天在这里的是我最敬重的两位老长,换了别人我可不敢说的这么明白,当着两位老长,我也沒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今天说这些,只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这支从苦难中走出的军队,千万不要在重蹈苏联今日的覆辙。”
“有些问題、有矛盾可以摆出來,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因为不同意见打倒一大片,不要因为已经天下太平了,就自己人整自己人,更不好将不同的意见,动不动就搞到什么路线斗争上去。”
杨震这些话,说的很是有感而,原來老抗联的政治工作基础,原本就远不如关内部队雄厚,各部队成分复杂,各级指挥员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很大一部分部队都是收编的山林队。
而杨震带领的战俘出身的那些老底子,更是组成异常的复杂,不仅分为国共两大派系,就连**出身的战俘自己,也因为出身的部队不同,分为相当多的派系,这些人员來源和背景不同,相互极其不信任。
少数中央军出身的人,看不起杂牌军出身的,同样杂牌军出身的人,对中央军出身的人也是异常的防范,自己内部都相互不信任,更何谈与共军战俘相处融洽,之所以在突出日军细菌战基地之后,沒有就地溃散。
除了当时的形势,让这些人要想活下來只能牢牢的抱在一起之外,恐怕就是杨震这个将他们拯救出來的带头人,在拯救行动之中表现出來的声望,当时可以说,如果杨震牺牲,那么那支装备残缺、士气涣散,连必要的生存条件都沒有的孤军存在的时间,不会过三天。
在最早与抗联四军残部合并之后,因为原本抗联的政治工作,相对关内那些经历过严格考验的老红军出身的部队就比较弱,组织也不像关内部队那么严密,再加上在开始阶段,抗联人员数量过少,其中的政工干部的数量更少。
同时抗联也缺乏关内部队,那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工作传统和工作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政治工作并未得到太大的改善,全靠杨震和郭邴勋两个真正的带头人,一点点的苦心经营才维持下來,很多事情,都是靠着杨震自身的威望硬生生的压制下來的。
为了一点点的改变这支部队,将其真正的建设成为一支像红军一样,拥有拖不跨、打不烂的钢铁一样战斗意志的铁军,在缺乏合格政工干部的情况之下,杨震这个军事干部,可谓是煞费苦心,其难度并不比后世解放战争时期,改造那些起义部队容易。
直到与关内打通了联系,中央从关内老部队抽调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政工人员,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抗联部队合并进來,情况才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部队,才真正的脱胎换骨。
如果当初中央抽调來的人员,真有那么一两位的肃反专家,來到东北为了纯洁所谓的部队,大开杀戒乱杀一气的话,别说那些前**战俘,就是饱受路线斗争之苦,也经历过类似事件的抗联老干部都恐怕无法接受。
到时候别说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杨震自己恐怕都拢不住部队的人心,这人心一旦乱了,再想收拾就难了,毕竟当时的抗联,不是苏区时候的红军,周边的形势,也远比当初的红军所面对的,要恶劣的多,内外压力同时压过來,这军心恐怕想不乱都难。
那位三路军前总指挥,吉东军区副司令员在兼任三分区司令员的时候,搞出的那一手,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几乎将一个军分区都给搞垮,逼得杨震不得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他强行送上飞机送往延安。
这位老兄在肃反方面不过是依葫芦画瓢,连半瓢水都算不上的水平,都惹出这么大事端,要是那些拿着放大镜找毛病的肃反专家來了,这造成的后果又岂会了得,正在育期,又是孤悬敌后,原本政治工作就比较薄弱的抗联,是无论如何也承受这种折腾的。
杨震这番话说完,当年也经历过苏区肃反,往事如历历在目的两位老帅,却是不约而同的沉默了,对于杨震的感慨,他们沒有办法回答,当年很多事情,到现在依旧是一个不能揭开的疮疤和忌讳。
不过两位老帅都沒有搞明白眼前这位年轻将领,最后的一段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军内早就已经不在像红军时期,搞的那么紧张了,也经常有一些政治斗争,但是像那个时候那种大肃反却是已经沒有再搞过了,他现在提出來这些,是不是有些过于杞人忧天了。
只是虽说沒有搞明白杨震的最后一番话,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毕竟两位老帅沒有杨震那种深远的预见性,还看不到那么远的问題,但是很明显两位老帅,都不想将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題继续下去。
司令员看着杨震,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将话題错开道:“杨震同志,我有一个问題一直不是很明白,要说底子弱,你们的底子要比苏联红军差的多,要说各级指挥员的资历,你们恐怕更浅,可你们的干部,我可沒有看出來有苏军这样的毛病。”
“当然当年红军时期,也有过年轻干部提拔快的事情,但是你们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红军时期是两码回事,你们不仅与当年的红军反围剿战斗时候,所面对的敌人和形势不同,而且整个作战的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当年红军反围剿作战,不过是步兵加上少量的炮兵,即便是对手中装备最好的国民党中央军,炮兵和航空兵的数量、质量也远远无法与日军相比,当然你们与当年基本上清一色步兵的红军也无法相比,不仅有了坦克、大炮,还有了自己的规模不小的航空兵。”
“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们的这些干部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是怎么培养的,要说苏军的那些将领,都是火箭式的提拔,你们的各级指挥员的提拔度也不慢,他们是火箭式的提拔,你们也可以说是坐飞机上來的。”
“就说你们这几个纵队司令员,一年之前不过是团一级,更早的一些,还有几个是连排干部,即便职务最高的王效明与王光宇,也不过是抗联的一个军政委、一个副军长,陈翰章只是一个师长,陶净非则是师政治部主任出身。”
“至于杜开山,更是不过是川军的一个排长,刘长顺,则干脆就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至于师一级的,的确是有不少原抗联的师级干部,但是总体上來看数量并不是很多,更多的还是你们自己培养出來的人。”
“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将这些原本的军事素养和基础这么薄弱的干部,培养成为一名具备了合成指挥作战能力的高级指挥员的,同时随着装备的提升,你们的指挥能力并未显示出任何的不适应來。”
“要知道即便是王效明与王光宇这两个抗联军级干部出身的人,在这之前能指挥的部队,最多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个营的建制,至于装备上,更是天差地别,大量运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作战,更是他们之前不可能接触过的。”
“当年的红军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那是机动作战和游击战为主,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单纯的步兵作战,很少有炮火的支援,作战模式与你们现在无法相比,对一名指挥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远远的小于你们,而且就算是越级提拔,可这提拔的度,也远远的不如你们。”
“这些事情,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直想与你好好的谈谈,但战役结束之后,你一直忙的脚不点地,我也就一直沒有问出口,今天既然谈到了苏联红军所面临的情况,我就更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做的,而沒有出现苏军所面临的情况。”
“要知道苏军好赖还有一些底子的,你们可真是从一片空白做起的,而且我并沒有听说你们请了苏军的顾问,來协助你们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你可别告诉我,你们这些都是和日本人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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