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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浩一大早就走进了办公室。作为华夏东岸共和国“大粮仓”西湖县的父母官、同时又兼任着南鸭子湖地区常委的他,现在是真的太忙了,他要处理工业、金融、农业、军事等各方面的一箩筐事务,几乎从早到晚都要扑在办公桌上忙活着。
对了,钱浩去年从平安县县长的位置上调到了西湖县任县长(平安县县长由从远东回归的退役陆军军官杨明阳接任),虽然给他升了半级,兼任了地委常委,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个邵树德派系的中坚官员此番得失如何还真不好说呢。毕竟平安县的重要性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贸然从一个工业县县长的位置上调任一个农业县的县长,这其中的落差还是相当不小的。
而更令钱浩不爽的是,也许上面那帮人闲得蛋疼了,居然在去年又给他们下面这些地方官员找了些“乐子”,那就是所谓的认真督促新税制的推广与宣传,同时确保七大税种囊括的各类税收都能如数收缴上来,以补充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
可问题是,那些税在钱浩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收的!为何?一则如今东岸还没有独立的税务部门,所有的税务稽查员都是隶属于财政部的,而基层的征税员大部分又都是兼职的,他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征起税来的效率可想而知;二则老百姓天然是不愿意缴税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隐瞒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便逃税。实在逃不过去的话也尽量少交一点。而如果想要摸排清楚每家每户的家产与收入的话。这又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执委会也许要单独成立一个税务部门,雇佣几千甚至上万人,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调查,可这成本高昂得令人难以忍受,故一点也不现实。
我们只要看看去年税收的数据就知道了。在全年191.4万元的总税金中,动产税和不动产税这两个主力税种,去年分别征收到了43.2万元、72.4万元,占到了六成。不愧其主力税种之名。但这两个税种在征收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老百姓的不配合。不动产税还好说,毕竟全国人民现在的不动产数量都差不多,除少数人之外,也没谁比别人多一处宅子什么的,这为不动产的估值与征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拖欠着不交的人仍然不是少数。
可动产税的征收就很麻烦了。毕竟你没法去全方位监控每个居民的财产收入情况,因此最后只能依据地区差异商定税金额度,然后让各村自己摊派――这似乎是成本最低的征税方式,当然其中也有着巨大的舞弊空间,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欧洲此时的财产税征收。都是将征税权进行公开拍卖,然后由包税人自己想办法去征收。而这个“想办法征收”的过程嘛,自然是很不和谐了。与这种拍卖征税权的方式相比,东岸人这种由各地反复商讨定下的税金额度,虽然也不可能完全和谐,但比起欧洲那种粗暴的方式来说要“温柔”多了。
当然了,你征税方式再温柔,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要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因此不情不愿、隐瞒漏报、撒泼耍赖是难免的,因此这最后征到的43.2万元的动产税其实是远低于财政部最初的预期的(至少打了个六折)。而更令财政部崩溃的是,这43.2万元里面,真正入账的只有29万元左右,剩下的14.2万元则处于拖欠状态,拖欠的民户们其实不是没钱缴纳这笔税收,只是处于种种原因(比如对村干部摊派到自己头上的额度不满等等)赖着不交而已。至于何时缴纳,恐怕要等到他们与村里解决了这些麻烦之后才有可能了――当然如果乡里采取强制措施的话很快就能征收上来。
“动产税、不动产税的征收,长期来看,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钱浩放下了手里的资料,自言自语道:“也好在咱东岸共和国的百姓们普遍比较富足,征税的抵触心理降低了不少。这要是搁在税收负担极为沉重的欧洲,还不定闹出什么事情呢!不过话说咱东岸人还真是富庶,仅仅七个税种理论上就能征小二百万元的税,真是不错呢。”
话说这次征收的191.4万的总税金里,除不动产税、动产税外,还有契税约0.5万元、营业税11.7万元、消费税19.8万元(这也是一个漏缴极为严重的税种)、个人所得税21.8万元以及约22万元出头的关税――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广大农民上缴的公粮,不过因为不是实物税收便暂时没计算进税收内。
“老百姓还是明事理的,知道以前的低税收甚至不收税不是政府常态、是不会持久的,因此这次从整体看来,为期一年的1652-1653征税年度过得还算平稳。当然或许这和他们在旧大陆时习惯了较为沉重的税收负担有关,那些横征暴敛的君主们创造了很多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税种,收税的过程也是简单粗暴,这些他们都能忍,没道理来了东岸就没法忍了。而只要一开始忍了,后面习惯了现在的税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些税种就能一直贯彻下去。”钱浩自顾自地给自己点了个烟斗,一边享受着肺叶被烟气浸透的快感,一边想道:“小二百万的税,依照上个月(7月)最新的全国人口数字39.7万人(明人约占46%,混血新生代东岸人占20.5%)来计算,平均一人缴纳了不到五元钱的税收。当然如果再算上九万多非国民的数字的话,平均一人就是四元多钱的税。比起此时欧洲税负较轻的英国(平均每人20-30先令,约4-6元)来说,这个税收并不算高,更何况东岸人的平均收入远超英国,这就更不是个事了……”
当然了,以上这191.4万元的总税金其实只是理论上的,而在实际征收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最后在年关之前只收上来了140-150万元,剩下的钱基本上都拖欠着――其中动产税和不动产税是拖欠大户――令人颇为无奈。
“既然不动产税是征税主力,那么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做好不动产登记制度。”钱浩想着:“这事在后世的天朝想要推行下去那是千难万难,而且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确认,在此时的大明也是万万推行不下去的。欧洲也是一个鸟样,英国的财政大臣原来就是逃税大户,千方百计隐匿自己的财产,这还怎么估算他们的不动产价值?好在咱们华夏东岸共和国是新大陆移民国家、是一片白纸,且现阶段除少数人外,大家的也就一套宅子、三十亩地而已,好计算得很。不过这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推广确实宜早不宜迟,越迟阻力越大,必须趁着现在国家制度初建的阶段就定下来,不然以后绝对是个大麻烦,毕竟中国人是讲究财不露白的。”
“欧洲人知道后一定会很羡慕我们,嘿嘿。”钱浩又抽了口烟,然后突然笑了起来:“他们肯定想不明白,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国家,税基怎么会如此之广、税金总额又怎么会如此之高的。他们几乎将大部分的税种都拍卖了出去,就是因为明白政府收不上来这些税,因此只能将征税权拍卖给地方贵族、大商人甚至黑社会,让他们去想办法。咱们这去年收上来了140多万的税,能力完爆他们了,要知道这部分钱直接取自民间,也是可以直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是最优质的资金来源,不用担心像挖金矿那样获得的金银无法直接用在国内。这么说来,以后还真要把征税这件事当做县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来对待了。”
钱浩有这种想法其实很正常,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这无论是对地方财政还是中央财政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特别是钱浩还隐约听在首都的朋友们谈到,如今中央正在讨论把一些不易征收的税种交给地方,即这些税由地方来负责征收,收到的钱也计入地方财政,这对地方来说应该很具吸引力。
想到这里,钱浩便摇铃喊来了自己的秘书,然后向他说道:“明天我要召开各部门会议,部门一把手必须到场,实在无法赶到的也要专门请假。这次会议很重要,将要重点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其中新税制的推广和普及是重中之重。今年本县的完税额度不是很理想,这和大伙儿的懈怠与不重视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我想给大家敲敲警钟,让他们知道完不成缴税额度有什么后果。另外,配合中央政策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不动产登记制度,这事也必须抓紧,大家不得推诿和懈怠。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下午就找人去一个个部门通知,让他们明天务必到场。另外,各乡镇、自然村的主官们后天也要逐步通知到,最近我想搞一个扩大会议,向大家专门强调下税收的重要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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