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不愿,离别就在眼前,赵柽为每一个离队的人预备了份盘缠,这些足够他们路上开销和到达新地之后安家的费用了。对于何去非、赵仁赵柽早在京中为他们买下了一座宅院。高宠家在京中,又是世家,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祖上也曾封王,几代人下来没出什么人才,也没出过败家子,自然不会缺钱花,当然就不必让赵柽破费了。
“师傅,时候不早,请上车吧!”喝过离别酒,赵柽向何去非行礼道。
“王爷,此次一别,不知何时再见,老夫怕是此生再难踏进西北之地了!”何去非有些伤感的说道,他已是古稀之年,虽为官多年,也只是跟随王爷这几年才过的最为舒心,在西北一展平生之志。但他也明白自己奉调回京后官升了,日子却再也不会像西北这么痛快,而他更知王爷的志向,恐怕几年之内是不会再回京了。
“师傅,切勿悲伤,万事不要问,只要安心静养,好好活着就有重逢的那一天!”赵柽挤出点笑容说道,在西北这两年,老头殚心竭力的辅佐自己,也正是因为自己后院平稳,可以放心西征,如今老师走了,自己再难找到这样的知心人,心情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雨师,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是人’,但也有乱世英雄一说,如今奸佞当道,辽金征战不休。天下乱象已生。正是男儿称雄之时,王爷素有大志,且有远谋,虽事有可为不可为,可也要明白你的肩上担负的是中兴大宋,拯救天下苍生的重担,万万不可拘泥于陈规,要知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何去非握着王爷的手边走边轻声言道。
“师傅,弟子受教了,请蹬车吧!”赵柽郑重地点点头。这老头是劝自己不要顾忌太多,该下手时便要下手,哪怕手段激烈点也无妨,可心中却不住感慨。老师是真心对自己好啊,否则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他不会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师兄,师傅就摆脱给你了,如有大事发生,你定要护得师傅周全,万不得已可遣人将他送往襄邑!”赵柽将何去非扶上车,又转身对高宠说道,“师兄技高胆大,可也要切记不要锋芒毕露,争勇斗狠。要知人力有不逮之时,切不可逞能!”赵柽想着自己将高宠带离京城,跟在自己身边,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以圆自己前世儿时之梦,可人算不如天算,如今又离开了自己,但愿这几年的历练能让他明白世上还有凭人力办不到的事情,逃过宿命。
“王爷放心,我明白了!”高宠拱手道。
“赵仁。你是我最放心的,但是你性情纯良,要知人心叵测,遇事要多思量!”赵柽对自己这员爱将最为不舍,虽知他不会恣意妄为。但还忍不住叮嘱几句。
“二爷,小的明白。绝不负二爷再造之恩!”赵仁强忍泪水,深深施礼道,然后转身牵过王爷的马,拉住马缰,“二爷上马吧,日后如需要小的,只要二爷有召,即使千山万水,刀山火海,赵仁绝无二话,定会回到二爷身边!”
“好吧,我们就此别过,万事小心!”赵柽点头道,然后踏蹬上马。
“恭送王爷!”众人同时施礼齐声吼道,可也是个个热泪盈眶。
赵柽在马上行了个礼,调转马头当先离去,可回首间大家都得王爷脸上满是泪水,而他身后传来雄壮的歌声:“狼烟起江山北望,龙起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恨欲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它乡。何惜百死报家国,忍叹惜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南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几日后,赵柽一行人到达了太原,住进了原来的制置司衙门,不过牌子已经换成了宣抚使的啦!因为事情很多,赵柽刚刚搭建的班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开始工作,但他们很快就发生了分歧,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人事的安排上。许宗衡等人发现王爷用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用吏才,这让他们不满,放着那么多举人、进士不用却要用这些吏。
其实他们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官场上有句话是说‘夫富者不为吏,而为吏者皆贫’,这说明官与吏的身份差别一般与经济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由于高官日益为科举出身的人把持,官与吏在身份地位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大了。但胥吏毕竟还有借以维生的刀笔,如果再不顾廉耻地舞弊弄权,或与贪官狼狈为奸,勒索欺压百姓,照样有发财机会,而宋出现了严重的冗官冗吏问题,各级衙门的官员多满足与尸位素餐,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为胥吏夤缘为奸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也令吏的名声更臭,惹人痛恨。
赵柽喜欢吏才却也与他出身‘草根’有关,他虽然重视文化人,但当时身边却无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精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用这样的人,首先是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其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
另一个原因便是赵柽对宋代这种科举制度保留法,前世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些出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日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精,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却更加一律化,士子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色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性,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自由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们的权。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这也许说明赵柽有当皇帝的潜质吧!
其实到了杨时等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经历谁都知道科举就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上,赵柽得明白,可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即使明白了,又怎么敢承认呢?如果认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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