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宋军的西征,西夏制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手加紧备战,企图夺回失地,一手展开外交攻势,请出后台靠山——游说辽国,请求辽国干预,另一方面积极向宋朝请求和谈。
但是战事进行了半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大变。辽天庆八年,完颜阿骨打逼辽册封为帝时,要辽册其为大圣大明皇帝,双方几经使臣来往,未取得统一。辽朝方面认为‘大圣’二字与其先世称号相同,要金重议称号,天庆十年辽派使者向金转达了这一意见。阿骨打大怒,认为这是辽不愿册封而又害怕金进攻所用缓兵之计,当即决定出兵攻辽。
四月,阿骨打亲自出征,分兵三路,日行数百里昼夜兼程,直奔辽都城上京。当时辽帝耶律延禧正在外地狩猎,五月,金军便抵达上京城下,阿骨打亲自督战,从早晨发起进攻,不到中午,辽上京留守挞不也就率众出降,上京城即为金所攻占。
至此,辽已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州郡,辽帝耶律延禧日夜忧惧,把珠玉珍玩打了五百多包,备了二千匹骏马出逃,他扬言道:“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到哪里都不失一生富贵!”随后他逃到辽、夏、宋,三国交界的西京大同府,可是不久宋金已就联合灭辽达成了‘海上之盟’,只是双方还未正式宣战,但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
就在西夏积极斡旋之际,西征的宋军越打越勇。连下数州,晋王兵败失踪,献王嵬名安惠兵败自杀殉国,大将萧合达阵前被斩。损军十五万之多,灵州也已经变成了人家的囊中物。可宋军似乎还不罢休,他们的斥候已经频繁出现在静、定、怀,三州境内,最远已达百里之外的骆驼巷,有挥军过河兵进兴庆府之意。
现在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辽国自顾不暇,让西夏措手不及。请求辽国干预两国战事已无可能,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当当和事佬、和和稀泥、做个见证人,像过去那样强势出兵威胁边境,指颐气使的对大宋下命令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宋国对求和的使者态度暧昧。先答应又反悔,至今没有定议。
现在宋军打到了家门口,西夏上下陷入了恐慌之中,朝中大臣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者坚决要求点集河西诸州所有兵马。强征十三岁以上男子组成大军过河与宋军决战,收复失地;主和者却认为,河南之地尽失,没了灵州的粮草、盐州的财税、横山的兵源之地。拿什么去拼,竭河西之力也恐怕难以取胜。弄不好反而会激起民变,被宋军灭国。还是和谈为上,等缓过气来再图河南。
双方争执不下,李乾顺此时也没了主意,常常是彻夜难眠,国难之时思良将,他这时最想的人就是御弟察哥啊!有他在时,朝中那些武臣哪敢造次,大小豪强都是战战兢兢,吐蕃也不敢妄动。虽然他兵败大宋,可是世上哪有常胜将军,起码他可以稳住国内,领兵对敌。李乾顺的思念似乎感动了上天,就在此时静州来人报告,晋王回来了
察哥的脚再次踏进兴庆府的时候真是恍如隔世一般,这段日子让他难以回首。那日在思兔河他费尽心思说服了那个宋朝王爷,自己才得以脱身,谁知道才出虎口又入狼穴,在他休息的时候居然被一帮马贼给抓了,只因他们身上有几件宝物才让马贼们觉得他们有些油水,想日后收取赎金才留得性命。
察哥本想亮明身份让马贼放了自己,可是却又怕马贼们贪图赏金再把自己送给宋军,只能以两军交战,信息难通为由拖延时日。这帮马贼便将他们送到大漠中巢穴,每日替他们做苦役。察哥也想逃,可是在大漠中没有吃喝,没有马匹,不知途径,放他走也走不出去啊,只有苦捱!
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察哥他们一过就是一个多月,想他一个王爷哪里干过粗活,挨打受骂肯定是免不了的,可谓是度日如年。时间长了,马贼他们老实,放松了警惕,终于在前些日子趁替马贼牧马的机会逃了出来,路上喝马血、吃马肉、喝马尿,把这辈子的苦都吃尽了
等察哥回到夏境,才发现宋军已经攻下了灵州城,饮马黄河,陈兵都城之下,西夏已经到了灭国的边缘,那燕亲王并没有遵守和他达成的协定――兵止夏州,而是打到了家门口。这时察哥隐隐感到自己被算计了,可却又拿不准,如果是想杀了自己,只需在思兔河动手就行了,那时自己被追的像条狗似的,根本就逃不出他的手心;如果不是那样,必是贪图自己的许诺的条件,他想要东西,可那就没必要在半道截了自己囚禁这么长时间
赵柽这些日子也很忙,这个档口又快到了天宁节――他爹赵佶的生日,赵柽便从灵州故宫中挑选了一批书画文物,连带伪献王嵬名安惠的印信,灵州地区的地图账册,装了五十箱,又选当地出产的骏马百匹,命见喜为生辰使押着寿礼回京给皇上贺寿。
贺寿是其一,烦心事还很多,灵州城经过大战和月余的围困,可谓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城中人心惶惶,户户闭门,街上少有行人,笼罩着一片死气。赵柽命人出榜安民,派遣执法队上街巡逻,纠察违纪士兵,防止兵丁扰民;随后又率众将到城中最大的金光寺礼佛,布施百万钱请高僧为死者做九日水陆道场,超度亡魂,对城破之日死伤的百姓予以抚恤、医治。同时开仓放粮,平价出售给百姓,稳定物价,设置粥棚赈济孤老,出动民夫修缮毁于兵火的房屋。
这一系列的措施实施后,城中商铺开门陆续开始营业,紧接着开始有商队进入灵州城,收购货物,出售物品,城中人心趋稳,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赵柽却不敢松一口气,灵州的官吏和部族首领,当地豪强在战争中或死或逃,十不存一,基层政权几乎被破坏殆尽,人口流散,大片土地成了无主之地。
长期的战争使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崩溃,因此战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所以当务之急一是重建经济体系;二是如何巩固边疆,收长治久安之效,将河套地区变成战略后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主要是因为在谋生条件相对容易的地方,人们无需耗费过多的精力去同大自然斗争,而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游牧地区,财富是牛羊而不是土地,掠夺要比生产容易的多,因而游牧民族往往能征善战,攻城掠地成了家常便饭。草原社会的统治又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因此移动权比居住权更为重要;在食物缺乏的时候,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原农耕对草原的兴趣,所以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
灵夏地区处于宋朝的西北边陲,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联系的前沿要冲,自汉朝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对其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视。此时宋朝面临的正面威胁来自草原游牧契丹建立的辽国,侧翼是来自西北党项民族占据的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随着女真的崛起游牧民族必将深入中国内地,要防止女真的继续南下,大宋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以攻防草原的侧翼,而西域的绿洲就必将成为赵柽重点的经略区域。
为了应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袭,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威胁可谓伤透了脑筋。修建长城、开发西北边疆都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关,游牧民族敌对势力的侵犯对中原造成了重大的威胁,由于受政治局势、国力强弱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北的策略各有不同,既有积极的军事征服政策,也有被动保守的和亲政策和羁縻笼络政策,对远悬塞外地域的悠忽远近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政策大都是应时之策。
从汉代开始至今,军事征服常常是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北初期采用的策略,虽得一时之效,但难以长久。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最后也是以‘罢轮台屯田诏’而从西域撤回军事力量。
“军事征服,一时之效!”赵柽通过此次远征明白了这个道理,军事征讨之所以难有久远之效,主要原因是西北远离内地,地广人稀,大批军队进军作战,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即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果驻扎大量军队,国防耗费过大,反之则难以巩固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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