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王爷的奋斗 第三百六十四章 警惕

正月二十五日年假jiéshù，各衙门开印上班，大宋朝的头脑们在朝房中等待皇帝的接见，往日大家jiàniàn都会说笑几句，尤其是多日不见也该寒暄几句。

而没有被皇帝拜访的人此刻心中也不平静，这倒不是他们犯贱，不被折腾心中不好受。他们是dānxīn皇帝不知何时会‘拜访’自己，同僚们的遭遇也让他们心惊，可皇帝迟迟不到，这就如同坐着无底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沉，反而不如来个tòngkuài的，是死是活就这一遭了，总比天天‘防贼’要轻松。可到了皇帝折腾了别人家，却没有来自己家，说不上是嫉妒，还是惶恐，总觉着心里不大得劲儿，和那些‘灾民’无形中多了曾隔阂，也不愿多言。

在chénò中众人终于等到了净鞭声响起，内侍高声宣诸位大臣上朝议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进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为谁都想知道皇帝这么做的目的，希望能从朝会上皇帝的只言片语中得到dáàn……

赵柽的优点jiùshì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于处理政事，解决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必须依靠士人协助治理国家，这也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到宋朝更胜。他如此也算继承了列祖的衣钵，承接了祖制。但是赵柽也明白让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时。

一般来说，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jiùshì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jiùshì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士人。

也许第一种模式对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难实现的，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反正在赵柽看来自己登基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因此他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但官僚士大夫们却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因为大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难以实施独裁，这种制度即便在赵柽zhègè现代人看也是十分先进的，称之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为过。

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jiùshì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shíjì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guānxì上的直接后果。jiùshì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而政策的变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阶层经世理念得到加强。他们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quèdìng。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zhègè范围往往jiùshì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jiùshì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jīngguò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出身，他能当上皇帝并成功的逆转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势，使皇权得以占据zhǔdòng，说好听的是他能审时度势抓住了机遇，不好听的jiùshì趁火打劫！

赵柽明白若想能中兴大宋，必须jiéshù持续了三朝的党争，朝廷中只能有一个声音存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自己说了算，也jiùshì说实施**，使皇权独树。而当时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紧逼下，士人们没有能承担起拯救国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卖国家和皇族的丑事。这让此刻上台的赵柽在抵御外辱的口号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压思想言论上的反对派，将一些反对者清除出朝堂。并借机将作为抵抗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

而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及赵柽有意的宣传鼓惑下，大宋朝野民族意识随即高涨，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这种民族意识崛起的推动下，促使士人转换为一种普遍的huīfù情结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成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阶层中讲究民族气节的意识形态得以普遍确立，并得以自觉践行，‘为国死节’成为一个士人的最高荣誉。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借此迅速扩张，皇权在朝堂上占据了上风。

赵柽一直认为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士人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也不会妨碍士人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西北时他便启用了周行己、陈过廷和杨时等并不排斥‘功利’的几位当世大儒为幕僚，并让他们在路学中任教，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基层官员。登基后他们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让他们的学说成为主流，成为各级学府的教授内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jiùshì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jiùshì因皇帝而异的。赵柽适时提出了‘发展工商，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强力推动对外贸易，在‘自己人’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执行，同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么时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们便都想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官，而他们有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教育子弟，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学校，使他们脱离商人队伍进入士人集团，而他们肯定会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讲话。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赵柽便也得到了zhègè新兴阶层的鼎力支持。

商业发展的同时，普通bǎixìng同样是受益者。商税的增加，使得两税可以酌减，各种杂税得以减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乐业是升斗小民的最大愿望，自然对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万岁喊得也最起劲儿，更会以shíjì行动支持皇帝，使他的诏令得以在地方顺利实施。

赢得了各阶层支持的赵柽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这次yìài事件的发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未完待续……)

手机站全新改版升级地址：**，数据和书签与电脑站同步，无广告清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