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褥。看到这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如今是躺在医院里。闭上眼睛想了一下,也没想清楚自己是怎样来到医院的,脑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颗炮弹在巴哈杜身后爆炸了。
“指挥员同志,您醒了!”身边传来一个姑娘惊喜的喊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护士。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尤曰那亚的后方医院里。”她回答完我的问话,便一溜烟地跑出了病房。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单人病房,除了我睡的这张病床,屋子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手椅。椅子上堆放着一堆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原来穿在自己身上的军装。
我轻轻动了动双手,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又活动了一下双脚,还是一切感觉良好,看来我的伤势一点都不严重。我用手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受伤的部位。
正在奇怪的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小护士带着好几个医生护士进来了。他们进来后,就七手八脚地给我量体温测血压,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紧张的检查,发觉我的一切正常。一位戴着口罩,才用听诊器为我检查过的老军医说道:“指挥员同志,您能醒过来真是个奇迹。要知道,您在病床上昏迷一个星期,身上虽然一点伤痕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始终无法让您苏醒过来。”
“啊?!”军医的话,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禁担忧地问他:“医生同志,我的身体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指挥员同志。从刚才的检查结果来看,您的健康状况非常理想,随时都可以出院。”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口气中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又转身对那个小护士说:“阿妮娅,你留下来好好地照顾指挥员同志。明白了吗?”
“明白,院长同志。”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暗自吃惊,为了给我检查身体,居然是军医院的院子亲自出门,未免也太重视我了吧。
这群医生护士才收拾好仪器,放心地离开了病房,只留下了那名叫阿妮娅的小护士。
等大家离开后,我小护士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递给我,然后边穿衣服边和她聊开了家常:“亲爱的,你叫阿妮娅?”
“是的,指挥员同志。”她有些拘束地回答着我。
“当护士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列宁师范的学生,今年刚上大二。战争爆发后,学校停了课,虽然没有人动员我们,但是大多数的同学都上了前线,我也就跟着来了。”
“你的同学都在医院里工作吗?”我接着又问道。
“不是的,指挥员同志。除了我和几个女同学在医院里当护士外,其余都到了前线的作战部队或者是在城市里修筑防御工事。”
“哦。”我点点头,掀开了被子,开始往腿上套那条并不合身的男式军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穿的是男式军裤啊?”阿妮娅好奇地问道。
“穿裙子太冷了,军需官又没有给我发合身的军裤,所以我才临时找战友借了一条。”
“所有的女兵们都穿裙子吗?”她这么一问,倒真把我问住了。我只记得在列宁格勒的时候,高射机枪连的女兵们都穿的是蓝色的裙装,街头指挥交通的女战士们穿的也是裙子。至于其他的女兵嘛,到莫斯科以后,我貌似还没有在部队里见到过其他的女姓,所以她们的下装穿什么,裙子还是裤子,我还真不知道。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问点我最感兴趣的事情。
“还在战斗中。”她的回答非常含糊和笼统。这也难怪,苏军内部的信息太闭塞,别说她一个小小的护士,就是营级或者团级的指挥员也同样不知道战斗在哪儿进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部队集合好,按时进入上级指派给他们的战斗阵地就行。
“我真的在床上昏迷了一个星期吗?”我对刚才军医的话产生了一丝怀疑,我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只是被炮弹的气浪震晕了,怎么可能会昏迷那么久呢?
“是真的,指挥员同志。”阿妮娅回答我时,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表情。“您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这段曰子里,每天都有很多上级指挥员打电话来了解您的情况。听在院子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同学说,打电话来的,有您所在师的师长,集团军司令员,甚至还有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呢。”
我穿好了军上衣和棉军裤,却没有发现我那件每天穿的军大衣,便问阿妮娅:“阿妮娅,我还有件军大衣,你看见了吗?”
“我知道在哪里。”阿妮娅拼命地点着头说,“您被送到医院的那天,军大衣上面全部是血,湿得就如同才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所以一脱下来,我就送到洗衣房里去了。您等一下,我马上去帮您取回来。”说着她便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我坐在床边盯着屋顶发呆,回想着受伤前的情形,炮弹是在巴哈杜的身后爆炸的,我都被震晕了,他更是凶多吉少。我军大衣上面的那些血迹,估计就是他身上的吧。
阿妮娅抱着军大衣回到了房间交给了我,我接过衣服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虽然军大衣已经被细心地清洗过,不过前襟上还是能看到大片大片褐色的痕迹,看来巴哈杜已经牺牲了,我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了?”阿妮娅在旁边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我用手背抹了一下才滑落到脸颊上的泪水,对她说:“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我听着太别扭了,还是叫我丽达吧。”
“明白了,丽达。”小姑娘改口倒是改得挺快的。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穿好了军大衣,我又问阿妮娅。
“院子办公室里就可以打。”小姑娘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我带您去。”
院子的办公室里,只有另外一个小护士在,估计她就是阿妮娅刚才口里所说的那位同学吧。果不其然,阿妮娅上前和她叽里咕噜说了几句,那个护士就拿起了电话,问我:“指挥员同志,您要给什么地方打电话?”
我想了一下,给潘菲洛夫打电话吧,怕战斗正在他的师部附近展开,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给集团军司令部打吧,万一罗科索夫斯基正在紧张地指挥作战,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我的电话,没准会臭骂我一通,也不能打。还是给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打吧,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派到十六集团军去的特派员,给他打电话的理由还充分一些。于是我对小护士说:“给我接西方面军司令部。”
“好的,指挥员同志。”小护士开始拨了一个号码,然后对里面说:“您好,请接西方面军司令部。”
在等待电话接通的过程中,我对阿妮娅说:“阿妮娅,麻烦你去帮我办理一下出院手续,我需要尽快地回到部队里去。”阿妮娅答应了一声,转身跑出了院长办公室。
“电话通了,指挥员同志。”小护士把话筒递给了我。我接过话筒,听见里面传来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我是西方面军司令部,您是哪里?”
“我是奥夏宁娜中校,请把我接朱可夫大将。”
“您好,中校同志。我是值班少尉瓦西里,我马上帮您接大将同志。”他自报身份,让我想起了少将自杀的那天,在司令部门口拦住我的那名少尉,怪不得刚才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熟悉。
“我是朱可夫,你是哪里?”话筒里传来朱可夫那熟悉又有些严肃的声音。
“您好,大将同志。我是奥夏宁娜,我可以回司令部向您报道吗?”
“身体状况怎么样?”朱可夫关切地问道。
“一切正常。”
“既然一切正常,那就别留在医院里了,赶紧回司令部来吧,我这里正缺人手呢。”他说完这话,就挂断了电话。
拿着阿妮娅帮我办好的出院证明,我独自一个到医院门口拦了辆顺风的军车到了西方面军司令部。
一走进司令部,便不时地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大家看见我,都笑着和我点头打招呼。来到朱可夫办公室门口时,执勤的少尉赶紧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和我打招呼说:“中校同志,您来了,大将同志在里面等您呢。”说着便为我拉开了房门。
我走进房间,看见朱可夫正在桌前忙碌着,先脱下身上的军大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向他走了过去,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有什么情况要汇报吗?”他感觉到有人接近,头也不抬地问道。
“报告大将同志,奥夏宁娜伤愈出院,特地来向您报到。听候您的指示。”我向他立正敬礼并大声地报告着。
“丽达。”他抬头看见是我,把手中的铅笔随手扔在了桌子上,一步就跨到了我的身边,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放开我以后,他退后两步,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皱着眉头说:“你这是什么打扮啊?上身穿着女兵的夏季军上衣,下面穿着不合身的男式棉军裤,看起来真别扭。”
“这军裤是向我的政治指导员借的,穿裙子太冷,打仗时也不方便。”我急忙向他解释。
他听了我的话,没有吭声,而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里面说:“我是朱可夫大将,你给我准备一套小号的冬季军装,立刻送过来,动作要快。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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