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低的可怜的俸禄来应对满朝官吏,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将官吏的俸禄压得如此之低,这与朱元璋的出身是有着极大关系的,朱元璋生活的元朝,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遭受到了极大的痛楚,加之亲人不断的死亡,让朱元璋痛恨官府,就算是掌控天下之后,深入骨子里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朱元璋一面需要官吏做事情,一面压制官吏的俸禄,每每以老百姓的收入来比较官吏的生活,这种极端化的做法,为大明朝廷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尽管朱元璋以残暴的手段来对付贪污的官吏,但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杜绝大部分的官吏贪污,因为这些官吏若是依靠俸禄来过日子,根本就无法维持。
郑勋睿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当然作为穿越人士,他也知道几百年之后这方面的争论,还是很强烈的,各方有各方的观点,但有一点郑勋睿是坚持的,那就是若官吏与老百姓的收入一样了,过着一样的生活了,那就是对文化知识的极大讽刺,既然不读书也能够得到优厚的待遇,既然不用过多的付出也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那还有谁读书,还有谁愿意做事情,社会岂不是要大幅度的倒退。
纵观世界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视知识和科技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作为社会管理的精英,若是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证了,生活与老百姓都是一样了,那么掌握权力的官吏,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贪墨,为了让日子过的更好一些。
郑勋睿决定大幅度的提升官吏的俸禄,也有着很好的条件,几百年之后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大明官吏的人数的确很少。特别是经历了大乱之后,以江宁县为例,有品阶的官员仅仅三人,分别是知县、县丞和主薄三人。典使不入流,不算是真正的官员,而上了铜版册的吏员总数也不过三十六人,加上巡捕房的捕头和捕快等等,总人数不过六十五人。
原来县衙的不少衙役。都是没有俸禄的,依靠县衙来维持他们的开销,这些衙役的人数就不好计算了,多的地方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少的地方寥寥几个而已。
郑勋睿在南方已经规范了衙门的人数,譬如说江宁县,作为南方的大县,其衙门里面的总人数也就是九十五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员。
这九十五人的俸禄。由朝廷直接负责,高低不等。
而南方有些很小的县,衙门总人数为三十五人到四十五人之间。
登基之后,户部就忙于清理各地官府的人选,按照郑勋睿的要求,对大明所有省府州县的人员进行了初步的规范,具体分为了两个档次,各省巡抚衙门人数大致差不多,为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的官吏。提刑按察使司人数为四十人,府州县都是根据大小人口等等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府衙官吏人员为四十至五十人,州衙为三十五至四十五人。县衙为六十五人到九十五人,第二档府衙官吏人员为二十至三十人,州衙为二十至二十五人,县衙为三十五至四十五人。
不管什么特殊的情况,都不准超过这个指标数目。
如此规范之后,经过统计。大明辖十三个省,其中包含北直隶,一百四十个府,一百八十三个州,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需要朝廷承担俸禄的官吏总数大致为十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让郑勋睿感觉到吃惊,这要是几百年之后,一个地区的吃皇粮的人就超过这个数字了,不过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尚未全面铺开,官吏人数少也是必然的情况,否则老百姓根本无法承担了。
朝廷制定下来的俸禄,是按照品阶确定的,正一品每月俸禄折合白银六百两,从一品每月五百八十两,正二品每月五百五十两,从二品每月五百三十两,以此类推,从九品官员的俸禄为每月一百八十两白银。
严格说起来,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不多,多的是吏员,占据六成以上,接近七成。
吏员的俸禄才是最为关键的,按照郑勋睿当初确定的目标,司吏每月俸禄为一百两银子,典吏每月俸禄为八十两银子,书办每月俸禄为五十两白银。
从大明王朝的消费水平来说,这个俸禄算是相当高了。
如此计算下来,大明朝廷每年需要支付的官吏的俸禄,折合白银九千万两之巨。
这还没有算郑家军二十万人的开销。
如此朝廷肯定是吃不消的,尽管今后大发展之后能够承担,可目前情况之下无法承受。
吏部考虑到了实际存在的困难,于是调整了俸禄的数目,根据大明官吏构成之比例,大幅度调整了五品及其五品以下官吏的俸禄,五品官员俸禄每月折合白银三百两,从五品二百六十两,六品每月二百两,从六品每月一百八十两,七品每月一百五十两,从七品每月一百三十两,八品每月一百两,从八品每月八十两,九品每月六十两,从九品每月四十两。
至于说吏员的俸禄,则是大规模的下调了。
司吏每月三十两白银,典吏每月二十两白银,书办每月十五两白银。
如此调整之后,朝廷需要支付的白银,下降到了三千多万两白银。
这个数目户部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这样的调整,引发了一些争议。
尽管说书办每年能够拿到手的俸禄,折合一百八十两白银,这和以前比较起来,有着天地之别了,要知道以前七品的知县,每年能够拿到的俸禄,也就是五十两到六十两白银左右。
谁都想着能够多拿一些俸禄,如此家里的生活自然会好很多的。
吏部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在制定了规矩之后,专门在早朝的时候做出了相应的说明,都察院也对此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官吏在拿到了这些俸禄之后,完全可以满足生活方面的开销,日子比寻常百姓好了太多,若是还有贪墨的事宜,那是严惩不贷的。
朝会也进行了几番的辩论,最终同意了吏部、户部和都察院拿出来的方案。
关键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赋税自然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南方的应天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地,赋税收入是很高的,这些地方商贸发达,地方上的官吏也辛苦很多,反观北方,差的就很远了,就算是稍微好一些的陕西,与南方诸多的省也没有可比性。
若是俸禄完全统一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官吏都不会服气的。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郑勋睿在早朝的时候,说出来了一个意见,那就是根据各省府州县情况的不同,户部在每年年底的时候,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所谓的奖励其实就是户部返回给各省的赋税收入,这一部分的收入,除开维持省府州县的日常开销,还可以用来奖励各级的官吏,收入少的地方,官吏自然就拿不到奖励了。
如此就拉开了收入的档次,不过这个档次拉的不会太大,因为户部返回的赋税收入有限,最多也就是赋税收入的两成左右。
圣旨下发到各地之后,官吏基本是平静的。
这一点再次出乎了郑勋睿的预料,好久之后他才明白过来,和以前比较,官吏的俸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对于某些贪墨成性的官吏来说,这些收入算不上什么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想要做事情不愿意贪墨的官吏,这样的收入足够维持尊严,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就以江宁县为例,从八品的主薄每年的俸禄折合白银九百六十两,加上年底的奖励大约为一百五十两的白银,总收入折合白银一千一百一十两,这些俸禄,足够维持大家庭的开销,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了。
如此富足的生活,官吏没有理由不珍惜,毕竟派驻到省府州的都察院的御史,时时刻刻都在监督,要是没有发现有贪墨事宜了,掉了乌纱帽,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一辈子都要背着耻辱的名声,孰轻孰重,大家非常清楚。
皇上调整官吏俸禄,也彻底颠覆了大明王朝三百余年来的惯例,让诸多的士大夫、商贾和百姓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也让官吏有了真正的自豪感,能够进入到官府做事情,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变化,也意味着有了充足的俸禄,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郑勋睿对这样的情形是比较满意的,他也知道,高薪养廉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但相比较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不管怎么说,让各级的官吏都有强烈的责任心,让他们珍惜自身的职位,这已经很不错了,官吏拿着相对来说高的俸禄,就要考虑是不是对得起这些俸禄,就要老老实实的做事情,若是因为不能够很好做事情,甚至是贪墨,失去了这份差事,甚至是进入到大牢之中,那就太不划算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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