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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李永吉再次沉默,这次沈世明不再等待,而是立刻开口问:“陛下,这件事您看微臣究竟该如何处理才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李永吉淡淡的道,“既然人已经抓了,就按程序来吧,让法院那边去审讯,等审讯出结果,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期间你就不要过多插手了。”
“是,陛下,微臣明白了。”沈世明小心回答。
其实,李永吉这个回答,也在沈世明的预料之中,至少是预料之一。
当初李永吉建立政权的时候,搞了个四不像,明明是**,却又要玩什么三权分立,把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立法权分别独立出去。
好吧,玩这个也可以,毕竟这三权分立都是在皇帝之下,至少还可以说是普鲁士宪政那样的东西,可李永吉可能是受另一个时空的影响,又画蛇添足的搞出了一个内务府,这就让帝国的政治局面完全乱套了,成了一个四权分立的局面。
当然,李永吉当初也是有自己的考虑,毕竟先不说另一个时空某党一档专政的很多优越性,就说现实情况吧,李永吉因为有很多秘密,尤其是他的金手指问题,的确应该在国家之外另设一个不受监控的组织,所以内务府的设立也无可厚非。
原本的话,内务府是被李永吉看成垄断财团一样的私人集团,但是,当这个内务府跟国家政权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跟封建残余浓厚的中国捆绑在一起,性质就完全变了。
可以这么说,一套制度建立容易,但要维持却难,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会自动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发展,所以时至今日。李永吉当初那套皇帝专政下的四权分立政策,早就千疮百孔了。
如果李永吉还在国内,可能会感受比较明显一点,但他偏偏老早就出国了,而且一下就呆在国外两年多,只是偶尔才回来一趟,这就让他根本无法发觉帝国内部的政治风气是如何的。
现如今,国务院跟内务府早就捆绑在一起,而这两个机构因为掌握了国家大多数的权力部门,所以力量完全不对等。在国家政治范围内,出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而当发现国务院与内务府合流一起之后,帝国**院也开始主动向国务院靠拢,尤其是当王韬王伯爵成为帝国**官之后,这种靠拢的趋势就更明显了,现在基本都是唯沈世明马首是瞻,只不过是明面上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已。
换言之,如今的中华帝国,内务府。国务院,法院这三大机构,都已经组成了同盟,形成了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明面上是以皇后殷素素为核心,但实际上因为殷素素不关心国事,整天都在家看孩子,所以真正的主脑就成了首相沈世明。
也就是说。司法权跟司法权,都合流成了一股,这就成了帝国内部最大的一个势力派别。唯一还没有合流的,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对手的,就只有议会,或者说元老院了。
中华帝国的议会制度分元老院跟议会,实际上就是上议院跟下议院的区别。
由于国情问题,议会,也就是下议院没有主导权,只有监督权跟建议权,而元老院因为能干预司法以及行政命令,加上元老院的首脑是皇帝的哥哥,义王李永昌,所以成为了唯一能对抗内务府、国务院加法院联合的势力。
当然,说句不客气的话,帝国的内务府、国务院之所以那么快就联合在一起,甚至连法院也主动向国务院靠拢,跟元老院,或者说跟那位义王也不无关系。
想当初,李永昌自己放弃国务院首相的位子,先一步去美国西部探路,本来算是远离政治了,可后来他回来了,皇帝却离开了,然后这位义王又不甘寂寞,明明元老院是个大家公认为养老的闲职,却被这位不甘寂寞的义王给玩出了花。
原因很简单,这位义王殿下大概是出国之后心变野了,根本就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呆着,所以回国之后,他就带着一票保镖跟下属,开始到处溜达,美其名曰微服私访,实际上就是游山玩水。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游山玩水也就罢了,可这位义王殿下太能折腾,每到一处都要闹出不少事情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位义王殿下每到一处,总能把当地的官场搅的七荤八素,再后来,他直辖区呆腻歪了,竟然连自治省也照跑不误,每次都得劳烦当地驻军小心翼翼。
总之一句话,这位义王殿下是真正的愤青,他总想把他那套美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所以每次看到有什么丑恶现象,都要伸手去管,而且还喜欢搞牵连,一牵连就是一大片。
但问题是,水至清则无鱼,尤其是中国刚从满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就算国体变了,但一些风俗习惯,还有老一辈的人情世故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反映到官场上,必然无法全都成为两袖清风的海瑞。
然而这位义王殿下呢,他之前虽然有过当首相的经历,可他是什么情况?人家是直接就在中枢,而且当时帝国也是打天下时期,自然一切从简,所有的行政都是围绕军务来服务,自然相对简单。
再者说,当时李永昌手下的官员,基本都是新招募得来,都在眼皮底下,自然好管理,也好控制,看起来还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好像很清廉似的。
可下面的地方官就不同了,由于历史问题,地方官都是当地士绅选举出来的,可中国的情况跟外国不同,选举出来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当地的豪强,虽然不能说都是恶霸,但手脚不干净却大都是有的。
另外,地方上能成为豪强,说明大都跟前朝很多旧官僚什么的多少也有些关系,你不深究也就罢了,要深究的话,那问题真的是说不清了。
以前李永昌在中枢。接触不到这些,也没空管这些,毕竟那时候光忙着财政以及后勤的事情就够他忙了,可现在他有空了,于是他爱管闲事的心思就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当他打掉一票官僚,受到当地百姓高呼千岁跟大青天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尤其旺盛。
在李永昌看来,在中枢处理那些繁文缛节,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处旅游,顺便敲打敲打当地官僚,然后享受人民群众的感恩戴德来的有趣,来的痛快。
正因为满足感更强,过的更痛快,所以他也就更加乐此不疲,用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兼违法官僚的身上去了。
中国如今的情况。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穷人占大多数,真正的权贵与富豪,就那么点。真要是较真,大多数靠选举当选的地方官,跟中央朝廷多少都能扯上点关系。
现在好了,义王简直就是个官场丧门星。走到哪儿,祸害到哪儿,而且因为他喜欢玩牵连。经常连中央的官员也给祸害了,甚至连沈世明的好几个用惯了的好下属都被逼辞职。
连国务院都如此,法院系统自然也相差不大,毕竟能当上法官的,肯定是读书人,而读书人的家里么,或多或少都不会太穷,就算以前比较穷,一旦族人有人当上法官,这个家族也可以很快兴旺起来,这种兴旺甚至都不需要这个法官做点什么,只需要有这个事实,地方上就会高看一点。
所以说,当帝国建立,新权贵崛起之后,新权贵的家族也跟着崛起了,这本是一个正常现象,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官本位思想依旧是深入人心,就算军本位强势崛起,但依旧无法阻挡官本位的强势地位,甚至军本位也成了官本位的一个延伸。
那么,在普遍的官本位思想环境下,一旦家里有人在新朝政府当了官,尤其是当了中央的大官,那甭管理解还是不理解这个官有多大,至少在老家当地,这个大官的家族,身份地位就不同了。甚至都不需要这个家族做什么,周围的人就会自动自发的为这个家族做很多事情。
这就跟前朝有人中举,然后周围人送田送钱是一个道理,从根本上说,是大家都希望攀附权贵,都不希望跟新权贵或者新权贵的家族闹不愉快。
人一旦乍富,加上被周围人一烘托,内心往往就会膨胀,再加上人多嘴杂,法律意识淡漠,做点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同样的,人不可能一个敌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嫉妒恨的人,所以告密的人是绝对不会缺少的。
因此,李永昌的青天之旅,虽然看似是大好事,但其实根本是做了无用功,因为他打掉一批官僚,新上来的人未必就会比原先的人好多少,甚至可能会更坏。而且新上来的人,因为有过前任的前车之鉴,做事会更隐蔽,实际上更不利于监督。
没办法,此时的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觉悟,他们大都是抱团生存,所谓的控诉,大都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出自本集体的意志。
至于那些高呼青天的举措,也不能代表全部,要知道此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相当的低,大多数都在农村生活,彼此之间相距很远,一拨人对你感恩戴德,不等于另一波人同样如此。
甚至是,地方的民间往往都有私仇,一方得利了,另外一方就有损失,所以归根到底,李永昌的这个做法对帝国政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就算处理了一大票官员,可除了为他自己赢得了大量名声外,对当地的官场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吧改变,甚至还为中央搞出了一堆的麻烦,不利于政治的稳定。
总之,就是因为义王殿下喜欢到处揭发,搞的上上下下的官场都不安宁,所以国务院跟法院就走的越来越近,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但问题就在于,元老院跟议会的人,还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那些所谓的皇商跟伪皇商就不提了。那些没资格成为伪皇商的,为了能经商方便,大多数都买了个议员的身份。
没错,就是买议员,元老院是不行的,那都得是核心人物才行,但下议院,也就是议会的名额可是有很多的,花钱买个议员,同样可以见官不拜。甚至还可以对当地官员说三道四。
毕竟根据帝国的法律,议会是可以监督政府的,而议员则可以对当地政府官员提出质疑甚至弹劾,所以议员虽然平时没有什么实权,可对当地官员来说,却是一个大麻烦。
原因很简单,中央就不说了,每个地方上,除了政府衙门外。还要有议会,一旦议会召开会议,对某个当地官员进行弹劾,只要超过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让这个官员停止一切活动,处于观察自咎期。
然后呢,上级的法院系统就要介入,对这个官员展开调查。等调查完成,要么证据不足,重新让这个官员恢复行动。要么证据确凿,宣判这个官员有罪,然后行政部门会正式罢免这个官员,再根据他的罪名进行相应的惩罚。
总之,由于调查的过程相当漫长,就算这个官员最后被证明是冤枉的,议会的弹劾是错误的,通常也要耽误工作至少半年。而就算官员冤枉了,工作耽误了,期间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压力了,议会的议员也不会受到一点责难,他们该怎么还怎么,甚至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找个由头弹劾你一次。
正因为议会的这个尿性,所以让地方政府跟地方法院都相当不满,然而这毕竟是皇帝当初推行的政策,加上大家当官还没几年,胆子还没那么大,所以这才敢怒不敢言,不敢攻击这个议会。
而且,这个议会不但可以弹劾地方官,连内务府的内务员也可以弹劾,尤其是很多外派的内务员本身就带有监督当地商业运行的职能,加上一些历史因素,内务员被普遍看成是外派太监一类的人,很不讨喜,所以外派内务员被弹劾的频率,还要高于当地政府的行政官员。
换言之,因为议会有监督权跟弹劾权,加上议员大都是当地的土豪,是有钱的地主或者资本家,与当上官的本地新官僚有很多矛盾冲突,让当地官僚无法快乐的从这些人手中榨取利润,所以双方天然就成了仇人。
仔细一想就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一穷二白,要想捞钱就得靠收税,可普通百姓没什么钱,根据帝国新的收税制度,也对这批人收不上什么税,所以最大的税收来源,无非就是那些奢侈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之类的东西了。
可这些税种,只能跟有钱人收,穷人是没有这些税的,可有钱人呢,又纷纷变成议员了,这就等于原来的绵羊变成了大灰狼,不但没法快乐的剪羊毛,还得当先被对方咬一口,这是何苦来哉?
中国的商人,也不是天然就软弱的,实在是历朝历代的政府都一力打压的结果,毕竟从前朝往前推,大多数时候,商人都是地位低下的阶层,也是被剥削阶级。
但是,现在商人可以花钱买一个议员当,能够跟官员平起平坐,甚至还可以合伙欺负官员了,这就让他们迅速从大绵羊向大灰狼的角色转变。
虽然必须开议会,并且超过三分之二才能通过弹劾议案,可因为议员这个团体大都是商人,有共同诉求,所以一旦提出弹劾的人理由过得去,弹劾议案大多都能通过,而这个弹劾的手段,才是让官员忌惮的东西。
总之,当议员拥有了弹劾这个大刀之后,地方官就感觉日子很不好过,可因为这套制度是皇帝搞出来的,大家不敢明着攻击,那么抱团结党也就在所难免。
所以说,就算没有李永昌的胡作非为,只要议会的那个弹劾官员却不受惩处的制度还存在一天,内务府、国务院还有法院这几个派系的人,就早晚会抱团成一家。
沈世明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因势利导,在大家都有需求的情况下,成为了这个新团体的领袖而已。
因此,帝国现在的内部斗争,这不是沈世明多么有野心,也不是中国人的什么劣根性,实在是时代在呼唤,也是国家政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适应与自我修复。
归根到底,还是李永吉当初设置政体的时候太任性,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乱搞,完全不照顾国情民情,硬生生搞什么分权,结果才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因此,帝国内部的这些政治斗争,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如说是新制度跟旧思想在产生磨合,那些所谓的碰撞呢,不过是磨合中产生的火花而已。(未完待续……)r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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